【摘要】 秋收起义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共产党人探索群众路线重大开始。其改变了以往中国共产党人只着重关注城市斗争，而忽视农民群众力量的战略格局。在秋收起义中，对如何争取农民群体这个同盟军，毛泽东与湖南省委采取一系列的正确方法。从 “打土豪分田地”到后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让越来越多的农民群众坚定地走上了拥护党和参与革命的道路，一条让中国大地发生巨大变革的“农村包围城市” 的群众路线也从此诞生。
【关键词】 秋收起义 群众路线 农村包围城市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一群热血青年一直在努力地探寻着一条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可他们在建党早期遭受到的是不可言喻的磨难与挫折。苏（俄）与共产国际最初并不看好中国共产党，而是大力的扶持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至1927年这段时间都只能充当中国国民党的帮衬，甚至于一朝有被国民党兼并与消亡的倾向。然而，当时党内有许多同志尚不能完全看出我党的生死攸关，还教条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城市化民主斗争路线，不敢放手去领导乡村的蓬勃发展的群众力量，而是极力迎合国民党右派的脸色表现出种种的软弱。以至于国民党右派越来越胆大嚣张，妥协所等来的是以“四·一二事变”“七·一五事变”为代表的血腥屠杀。
此时的共产国际才慢慢明白了纵容国民党内右派势力的野心与恐怖，斯大林才明确要求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要组建自己的军队。然而，指导执行的依然是苏（俄）模式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斗争。这对于当时已是元气大伤的中国共产党（至1927年8月，党员从5万多下降至1万多，300万的工会和近1000万的农会几乎损失怠尽），要在国民党右派已经羽翼丰满时且已牢牢掌控的城市搞斗争，无疑是“以卵击石”。但党内的许多同志依旧是习惯了当助手，埋没了要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魄力与精神。
党的“八七会议”及时召开可以说对中国共产党转变思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右派的总方针，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问题。
一、 湖南满山遍野是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好的革命同盟军
毛泽东最早是按照马列主义哲学原理力抓“工人运动”。从1920年起，其先后奔赴安源路矿十余次，就是要号召工人群众觉悟起来，反抗帝国资本主义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奴役，争取正当权益。为了加强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他还先后派遣了留苏的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到安源加强工人运动，可见其对安源这个工人运动“摇篮”的重视。
毛泽东因为少时的耳濡目染，又生活在农村，所以对农民的处境怀有深深的同情和深厚的感情。1923年，毛泽东思想上开始由“工人运动”向“农民运动”上的转变。与旧军阀斗争中成长的毛泽东在出席党的“三大”上指出：①党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下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②党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城市工人运动上，同时也应特别注意农民运动。③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1】并主张革命要以农民为主力，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参加这次大会的张国焘回忆说：“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农民问题这个新问题，是他“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1925的“五卅惨案”进一步让毛泽东认识到单纯的“城市工人运动式斗争”的巨大缺陷与力量薄弱，也进一步坚定了他重视农民群体的迫切性。农民运动讲习所让他对彭湃的海陆丰农民斗争有所了解，也更加激励他迫切的要去深入了解农民群体和掌握这股伟大的力量。在随后两年大量的农村调查研究中，毛泽东先后写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对于革命的态度》《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精辟性文章，为党内制定方针路线提供了参考，更为探寻中国式革命新道路作好了铺垫。
二、 秋收起义是我党明确要求有着广泛农民群众参与的起义
大革命的失败让共产国际丢掉了对国民党的幻想，迅速要求中共中央立即组建工农革命军，但党内同志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南昌起义依旧选择打出的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帜，用的依旧是国民党的番号，设想能南下广东重新“北伐”，结果是忽视了发动农民群众而导致纯粹军事上的失败。甚至在紧急关头还有党内重要成员要阻止起义，差点让打响反抗第一枪的起义“腹死胎中”。
但在随后的“八七会议”上，“湘鄂粤赣四省的农民秋收暴动”将革命发动的重心放到了农村，但不足的是进攻的目标依然定在中心城市。中央在发动农民群众的认识上提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指出“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在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 【2】会上，毛泽东将“农民问题”进行重点阐述，并批评党以往的政策是：“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广大的党内党外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3】
回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立即投入到起义决策前的农村问题的调查中。他分别实地调查了长沙清泰乡的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和听取了韶山来长的农民群众对农村问题的意见。做到心中有数后，毛泽东便与湖南新省委制定出了更切合实际情况的暴动计划。决定缩小起义范围，以长沙为中心，充分发动周边7个县的工农群众夺取省会长沙。会上，毛泽东指出：“党现时的农民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彻底推翻整个封建土地制度。”并主张对地主的土地应全部没收再分配，以满足农民对土地需求。
1927年9月，在湖南省委领导下的秋收起义行动委员会和前敌委员会共同发动了以夺取长沙的有着广大群众参与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三、 秋收起义的胜利得益于争取农民群众的正确方法
毛泽东婉拒了湖南省委请他留在省委工作的安排，执意前往湘赣边界去担任“平浏农军的师长”。其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深入第一线的农村中去发动群众，找到一种争取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最坚实的革命同盟军的方法。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农民群体的身上融合了善良、正直、疾恶如仇的优良品质。但与工人阶级相比，存在着的组织觉悟性不高容易被煽动利用的缺陷和随遇而安、委曲求全的思想上的麻木。纵使对农民有着深厚情感的毛泽东，有着多年从事农民工作的经验。但他从踏出这步开始，心中便深知要抓好群众问题将会面临着种种艰辛。
秋收起义是毛泽东施展其政治抱负与军事统领能力的重要开端。从起义开始的节节胜利再到各县的行动与各路部队的相继受挫，让毛泽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与部队在开始时聚集了有近三分之二的农民，胜利时沿途各地农民群众的踊跃参军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当面临有强大的敌人和战斗失利或有人死亡时，农民阶级的不足就暴露无遗，不听指挥纷纷中途逃离部队，队伍形如“一盘散沙”。这便是数千年来，中国鲜有“农民起义”能最终成功的根源。同时，通过带军打仗，让毛泽东发现了旧式军队中所附带的种种陋习。如：普遍性的官兵不平等，打骂下级士兵，官长作风严重等问题。让部队的官兵之间、干群之间普遍心存疑惑产生了距离和不信任，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
那么，怎样才能争取到这群革命的同盟军呢？毛泽东从秋收起义的实践中走出了我党群众工作最务实的第一步。
毛泽东从以往的历史中知道农民群体对政治向来是漠不关心，诉求也不高。只要尚能生存，就能“委曲求全”，就不会“揭竿而起”。然而，此时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已让农民阶级群体无法生存，更让农民在积极参与“北伐”中取得的权利得而复失。便深知此时的农民群体在敌人白色恐怖中的退怯只是短暂的。只要政策和宣传工作做得好，农民群众是能争取过来继续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一道将汹涌的革命浪潮推向前进。事实上，作为毛泽东军事生涯的伟大开端，在秋收起义中便初步显露了他对群众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卓绝才能。
第一， 做好政治宣传工作
毛泽东一生都非常注重政治宣传工作。1927年8月，刚回到长沙的他就奔赴农村进行考察，积极了解农民群众当前最迫切关心的需求。为随后湖南省委制定出在起义中能迅速抓住群众的宣传口号时起了很大作用。如“暴动，杀尽豪绅反动大地主”“暴动，没收地主的土地”“暴动，实行耕者有其田”“暴动，组织农民革命军”“暴动，农民革命胜利万岁”等。通俗易懂标语口号让农民群众一看就知道革命是有别于原来的革命，共产党是真正为他们谋利益的。尽管当时湖南各地的白色恐怖形势十分严峻，但在秋收起义行动委员会秘密而紧张的政治宣传下，长沙周边几个县的群众得到了很好的发动。农民朋友从最初的不敢，到少数，再到慢慢多数参与，纷纷起来配合工人破坏铁路，围剿地主团防武装和反动豪绅地主。在醴陵，更是有胆大的农民朋友跑到反动地主家进行警告和收缴武器。
毛泽东所领导的前敌委员会在指挥各路部队向长沙进攻的过程中，更是将行军进攻中每一个地方的农民群众发动起来。特别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第三团，宣传工作做得尤其扎实。如今在白沙、东门两地，还保存着大量的革命宣传标语。发动起来的农民群众积极为部队做向导、传信息、挑东西、腾住房，更有的农民群众将家中仅有的粮食蔬菜拿出来犒劳部队，并冒着生命危险为战斗中负伤的战士敷药疗伤。群众参军也十分活跃，仅在东门一地就有数以百计报名。
在三湾，当部队刚到达时，农民群众因主害怕纷纷躲上了山不敢回家。但通过部队宣传员及邀请当地的地方党员的宣传，少数农民群众放下了芥蒂，回到了家中。当看到部队真的与国民党反动部队不同时，便主动喊回了全部群众。回到家的群众有的为部队做起了饭，有的还主动邀请作客留宿。
第二， 做好民主决策工作
毛泽东作为我党的重要创始人，秉承了中国共产党人民主决策的优秀品质。在秋收起义中，不管是大小事务，都充分体现出了发扬民主的作用。为了策划组织好这次起义，毛泽东在注重考察调研的基础上，实事求是的与湖南新省委进行民主决策。从8月16日出席会议至8月30日，毛泽东与大家分别对起义的指挥机构、土地政策、政权形式、军事力量、暴动区域、宣传口号等问题召开了十余次讨论会议。并将大家通过群策群议作出的决定及时向党中央进行汇报，修正不足。也正是有了充分的民主决策，毛泽东提出的“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没收所有地主的土地”等提议在没有得到中央的认可的情况下，却得到了湖南省委集体民主决策的通过，并在秋收起义中得到很好的贯彻。事实上，正是这种“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看似冲突的民主决策，为中国共产党以后旗帜鲜明地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特色的成功之路奠定了基础。
9月19日，文家市会师的当天晚上，在里仁学校成德堂召开的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又是“民主决策”挽救了这支宝贵的部队，改变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会议采用了“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决策方式，让级别较低的进步官兵能陈述已见和参与表决，否定了少数官长不顾实际情况，“教条式”的坚持继续攻打长沙的主张。从而开始了一条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团结群众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
同样在三湾，著名的“三湾改编”，毛泽东更是将“民主决策”发挥的淋漓尽致。为了发扬民主作风，部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通过民主会议的形式，让士兵也能向官长提意见，进行批评指正。相互之间也可以开展批评。这样，毛泽东就基本上解决了起义部队内“官兵对立，令行不止”的难题，不仅让原来不安心的下层士兵留下来了，更让部队焕发出新的活力。也正是得益于“三湾改编”的成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一支忠诚可靠，战斗力强的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也为我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创了历史先河。
第三， 维护公平正义
中国的农民阶级几千年来都是处在各阶级的底层。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农民群体更是被封建地主、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股势力残酷剥削与压迫。毛泽东深知广大农民群众迫切的需要社会的公平正义。从太平天国运动反清，义和团运动反洋，再到1906年席卷湘赣大地的萍浏醴运动反官僚，都是农民阶级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种强烈诉求。
在整个秋收起义的推动中，起义向广大农民阶级激发的就是一种追求公平、维护正义的强烈愿望。国民党反动派将农民兄弟刚刚从“北伐”中获得的土地又夺了回去，大家有着一种强烈的被出卖和欺骗的感觉。纵使敌人实施白色恐怖与血腥屠杀，也涌现了许多农民群众勇敢的参与。起义军所到之处，坚决的处决群众十分痛恨的土豪劣绅，并将他们剥削来的物品分发给农民群众，让群众有了一种实现收获“公平正义”的渠道，所以更加得到群众的拥护与支持。譬如：毛泽东率领的第三团，分别在浏阳的白沙、东门、孙家塅等地惩杀凶残豪绅；第一、三团在文家市打开彭氏地主及地主团防队把持的“积谷仓”放粮，都让长期受到剥削压迫的群众踊跃参与、扬眉吐气。
军队只有代表了“公平正义”才能战无不胜，革命才能取得成功。通过初次统率军队，毛泽东注意到在军队内有着严重的官兵不平等，甚至在官长与大部分来自工农群众的士兵中存有明显的对立现象。为了破除部队中旧式军队的陋习，树立一支“公平正义”的人民军队，“三湾改编”确立了“官兵平等，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官兵伙食标准一个样”等多项政策。
第四， 树立一个光明目标
古语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要想拥有大众的支持，特别是一群弱势得早已麻木的农民群体来说，就得让他们看到希望，知道有奔头。毛泽东在策划起义前，就果断的提出再也不能打国民党的“黑旗”了，民众已失去了对它的向往与支持。唯有打出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红色旗帜”，才能让群众看到新的希望。
毛泽东是一个演说的天才，在各路起义部队受挫的情况下，他不仅果断的写信中止了长沙城内的策应行动，还迂回地将各路部队带到了文家市。在这里，一个学校二千多平方米的操场内，毛泽东顾不上十多天来行军打仗的疲惫和严重的脚伤，以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身份乐观地展现在茫然失措的大家面前。更用一个“小石头打烂大水缸”的生动比喻，扫除了部队多日来战事失利的阴霾。毛泽东用平淡朴实的话语让大家知道革命处于低潮是暂时的，反动派的疯狂也是短暂的，号召大家只要团结得紧，这颗革命的“小石子”一定能打烂国民党蒋介石的这口“大水缸”，革命胜利的光明前景一定是属于广大人民群众。
毛泽东的话就像是黑暗中的灯塔，让官兵们及旁听中的群众都热血沸腾。此时，更是激励了趴在操场一角围墙上聆听的少年胡耀邦和杨勇，三年后也双双踏上了革命道路。28年后，也正是从这群一千多人的革命队伍中，为新中国培育出了一位元帅和三十几位将军。
第五， 采取有效手段
农民最离不开的就是“土地”，而地主最想掌控的也是“土地”。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争夺中，农民永远都是失败者、受害者。受到马列主义哲学熏陶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普遍认识到这个影响到几千年来农民命运的根源所在。但在触动这根源时，许多革命者都失败下来。尤其是冠以“三民主义”追随者的国民党右派更是坚定地走向了反动。
毛泽东是共产主义者中对农民阶级需求最为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以致于在秋收起义中，他坚定地要求没收全部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也是他为中国共产党争取广大农民群众拥护所创造的最实最红最吸引人的革命利器。在秋收起义的过程中，毛泽东率领部队也确实是这样执行的。到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分田地”的行动为我党成功开辟出了一条群众拥护的全新的革命道路。当农民群众得到了土地，成为了土地的主人。也就更加坚定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最忠实的追随者，成为了工人阶级革命最可靠的同盟军。
四、 秋收起义中摸索出来的群众路线为我党我军团结一切力量夺取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
秋收起义是毛泽东和广大共产党人积极探索群众路线走出的最坚实第一步。为了抓好群众工作，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不断的创新党对群众的政策，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所诞生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是我党我军严格要求自身，密切联系群众的真实见证。
当时，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分兵发动群众，与群众广泛接触，其中就出现了一些损害群众利益的不良现象。毛泽东了解情况后，通过与前委的充分考虑，给部队制定了三条纪律：一、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二、打土豪要归公；三、一切行动听指挥。和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禾草；三、讲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1930年5月以后，毛泽东和朱德又对六项注意作了修改，增加了第七条“不得胡乱屙屎”和第八条“不搜敌兵腰包”，从而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写进了9月25日红一方面军颁布的《红军士兵会章程》中。此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条文措词略有改动，并成为全军和地方武装的联系群众中的铁律。
如今，要探问87年前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最大的功绩是什么？得到的回答也许不仅是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面红旗，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人物，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而是为我党找到了一条夺取革命全面胜利所凝聚起来的“党群一心、军民同心”的群众路线。
从此，我党我军的群众路线日臻成熟，团结群众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不仅有农民，还有小资产商人，大资本家，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华侨等等所有关心国家命运的爱国人士，都成为了我党我军紧密团结的力量和强大后盾。不管是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新中国的各个建设时期、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都一直坚定地沿着“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的路线”发展，战胜了各种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这也正是我党九十多年的历程对“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最好验证和诠释。
【1】《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
【2】《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研究》第6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第一版
【3】《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