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已走向低潮，反动军事力量在各处都大大超过革命力量。从湘赣边界来说，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本来就很薄弱的兵力又分散使用，各自为战，行动并不统一，进攻目标却是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这个计划本来是难以实现的。当起义军师部和第一团在十一日到达平江东郊金坪时，由于起义前夕收编的黔军邱国轩团突然叛变并从背后袭击，部队受到巨大损失。第三团也在十四日进攻浏阳东门市时因力弱而失利。第二团出师后最初发展顺利，在十二日和十六日先后攻克醴陵、浏阳县城，但因国民党正规军，集中优势兵力反攻，几乎全部溃散。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到湖南去调查时，夏明翰告诉他：“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来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毛泽东看到这种实际情况，当机立断，改变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这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已由原来的五千人锐减到一千五百余人，受到严重挫折。九月十五日晚，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停止原来准备在第二天发动的长沙暴动。

在湘赣边界起义的原定计划严重受挫的情况下，起义军立刻需要作出抉择：是继续进攻还是实行退却？如果退却的话，向哪里退却？继续进攻长沙，是中共中央原来的决定，不这样做会被加上“逃跑”的罪名。中国共产党在武装斗争方面，以往也只有过向城市进攻的经验。但在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实际情况下，这样做只会导致全军覆没。面对如此两难的抉择时，这个决心是很不好下的。

九月十九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有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仍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这是符合中共中央的主张的，起义部队中也有不少人抱有这种情绪。毛泽东清醒地对客观形势作出判断，认定当地农民起义并没有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强固设防的长沙，湖南省委原来的计划已无法实现，断然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提出这个主张，在当时是需要有极大勇气的。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在总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议决退往湘南”。

起义军前敌委员会会议结束，第二天清晨，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上向全师指战员宣布改变行动方向的决定。他满怀信心地说：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这个讲话，大大鼓舞了刚刚受到严重挫折的起义军的士气。

南昌起义、八七会议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拿起武器，展开武装斗争？这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愿所决定，而是近代中国具体国情的产物，是在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下不得不作出的反应。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主动地选择要走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只是在国民党对它使用武器后才不得不拿起武器的。毛泽东后来曾多次对外国朋友谈到过自己的亲身体会。他说：“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了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他又说：“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这就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了。

这里所讲的“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对毛泽东自己来说，便是在秋收起义后上了井冈山，实行了“枪杆子”与“民众运动”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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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湖南省韶山市人。1927年8月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派员、中共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